4月18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56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田洪敏作报告，题为《“择明亦择暗”——列夫·托尔斯泰拒绝文学的思想述介》。报告会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闫雪主持。
田洪敏的报告通过梳理托尔斯泰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嬗变，将考察引向1860年代、1880年代和1900年代俄国文学、历史与思想叙述模式，以这一时期的作家的文学以及非文学史料重新给出一个较为注重对历史和世界开放的俄国现代性思考。田洪敏的考察主要依托于托尔斯泰的日记与书信史料（《托尔斯泰全集》第46-90卷》）。她指出，托尔斯泰早期的日记更接近于一种自我观察和自我体验，主要内容是关于自己在不同状态下的内心生活，关于紧张的不间断自我省察和意识；在生命后期，托尔斯泰将日记纯粹用作“精神用途”，后期所有的日记都具有忏悔性；而以1895年为界，托尔斯泰的后期日记被加工成哲学意识——托尔斯泰讨论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时，刻意回避今天学界约定俗成的20世纪现代哲学范畴，在表述“自由、个体、独立”等现代性意识之际，他采用以“隔绝”或者“拒绝”为基本“自由最小单位”；“离开与边界”亦成为日记中必须使用的时间运动模式，不停地隔绝和不停地与“整体”融合与交互成为1895-1910年托尔斯泰关于自我、关于世界的思辨与隐喻模式。随后，田洪敏结合历史背景，从三个时间段（1850-1860年代、1870-1880年代、1895-1910年代）详细梳理了托尔斯泰的生命历程以及他拒绝文学的思想历程。她指出，从1852年发表第一部小说《童年》到1859年近十年间，托尔斯泰已经有过拒绝或放弃文学的想法；在度过了1850年代的文学创作之后，1860年-1863年俄国农奴制改革的准备期和实践时期，托尔斯泰一直着力完成自己的人民教育事业。1877年，随着《安娜·卡列尼娜》的完成，托尔斯泰公开宣布告别艺术，这一后来被学界论争为里程碑的文学与思想事件，应该进一步给出历史化的解读；而在1895年开始的日记中，托尔斯泰开始密集将自己未来思考的问题编码记录，至1900年，被学界论述为囿于家庭伦理的日记藏匿与归属问题需要进一步给出丰富的史料支撑；从1903年开始直到去世，日记成为托尔斯泰记录个人思想意识的唯一园地。
报告会交流环节，张福建、石硕、李娜等学者，就托尔斯泰的教育思想和自由观念、俄国作家涌现的社会土壤、托尔斯泰的文学/非文学作品、俄罗斯文学开放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等话题，与主讲人进行了探讨。